2026, Vol. 46
2. 常州市肿瘤医院放疗科, 常州 213032
2.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hangzhou Cancer Hospital, Changzhou 213032, China
食管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具有侵袭性强以及预后较差的特点。在全球范围内，其发病率位居所有恶性肿瘤的第11位，死亡率则位列第7位[1]。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公布的数据，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约22.40万，居国内恶性肿瘤第7位；死亡病例约18.75万，排名第5。食管癌的死亡率高于发病率，既说明其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存预后，也反映出当前该疾病的整体治疗效果不佳。这种高负担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在全球食管癌防控体系中的特殊地位[2-3]。
食管癌早期症状多不典型，约70%的患者确诊时已至中晚期，有40%初诊时即出现了远处转移，多数人因此失去根治性手术的机会[4-6]。当前，针对晚期食管癌的治疗以全身系统治疗为主，免疫联合化疗已成为国内外多部临床指南推荐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7-8]。虽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在晚期食管癌的治疗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研究显示其在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1，PD-L1)表达阴性的患者中治疗有效率仅为4%~23%[9-11]，联合化疗治疗晚期食管癌患者的5年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率更是不足15%[12-13]。
放化疗是局部晚期不可手术食管癌的标准治疗模式[7-8]，但放疗在转移性食管癌治疗中的作用尚不明确。食管癌寡转移作为一种介于局部晚期与广泛转移之间的中间状态，转移灶在空间和数量上相对有限，当下正逐渐成为临床干预的重要窗口。在此背景下，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BRT)凭借其精准消融特性在食管癌寡转移的治疗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多项研究初步表明，SBRT联合免疫治疗可明显改善多种晚期实体肿瘤寡转移患者的生存[14-19]。本文围绕近年来SBRT联合ICIs治疗食管癌寡转移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期望为临床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食管癌寡转移的定义演变1995年，美国放疗专家Hellman和Weichselbaum首次提出了寡转移性疾病(oligometastatic disease，OMD)的概念，将其描述为一种介于局部进展和广泛转移的中间状态[20]。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美国放射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adiation Oncology, ASTRO)和欧洲放射肿瘤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Radiotherapy and Oncology, ESTRO)于2023年联合发布了首个针对寡转移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诊疗指南，将寡转移定义为转移灶数量不超过5个，并指出根治性局部治疗的前提是确保所有转移灶在技术上可行且符合临床安全标准。此外，指南进一步界定了多种寡转移状态，包括同时性和异时性寡转移、寡复发、寡进展以及寡持续等[21]，标志着寡转移概念从理论框架逐步走向循证医学实践。
然而，寡转移在食管癌领域长期缺乏统一标准，尤其在转移灶数量上限(≤3或≤5个)、累及器官限制(单器官或多器官)以及分类体系(同时性、异时性、寡复发等)方面存在广泛争议。2025年，由中国医师协会放射肿瘤治疗医师分会联合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及中国肿瘤放射治疗联盟食管癌专家委员会发布了《食管癌寡转移放射治疗专家共识》(2025年版)[22]，将食管鳞癌寡转移定义为转移灶分布于≤3个器官内，且总数≤5个，单个器官内病灶数≤3个；食管腺癌寡转移定义为单个器官内≤3个转移灶，或仅1个区域外淋巴结站转移。该共识首次明确地建立了食管癌寡转移的定义体系，填补了相关临床空白，并强调了放射治疗在食管癌寡转移综合治疗中的重要地位，为后续的临床和研究工作提供了统一标准。
二、SBRT与ICIs的协同机制1. 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和抗原提呈：肿瘤细胞抗原表达的缺失是其逃避免疫监视的重要机制之一[23]。SBRT通过高剂量辐射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致使其双链DNA断裂从而触发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mmunogenic cell death，ICD)，继而释放大量肿瘤相关抗原(tumor associated antigens，TAA)和损伤相关模式分子(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包括热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s，HSPs)、钙网蛋白(calreticulin，CRT)、高迁移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1，HMGB1)以及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等[24]，这些信号被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识别并摄取，尤其是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促使其迁移至淋巴结并提呈抗原，最终启动特异性CD8+T细胞应答，激活系统性抗肿瘤免疫[25-26]。
2. 肿瘤微环境的重塑：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是由肿瘤细胞、基质细胞、免疫细胞以及细胞外基质共同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其独特的免疫抑制性被认为是ICIs耐药性的主要原因之一。TME中存在多种免疫抑制性细胞，如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髓系来源的异质性细胞(myeloid-dervied suppressor cells，MDSCs)以及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等，它们通过多种机制抑制抗肿瘤免疫反应，为肿瘤细胞免疫逃逸提供了途径[27]。研究显示，SBRT可通过上调食管癌细胞表面的MHC-1类分子和共刺激分子，促进CD8+ T细胞的识别，从而增强肿瘤抗原的呈递能力[28]。此外，SBRT还可通过减少Tregs和MDSCs，降低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白细胞介素10(interleukin-10, IL-10)等免疫抑制因子水平，并促进促炎因子, 如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的释放，从而显著地改善TME的细胞组成和功能，将“冷肿瘤”(低免疫浸润)转化为“热肿瘤”(高免疫浸润)，最终强化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的识别与杀伤[29-30]。
3. 远隔效应的分子基础：T细胞受到高剂量放疗诱导并激活后，可经循环系统识别并杀伤照射野之外表达相同抗原的肿瘤细胞，从而导致远端非照射区肿瘤的消退，这一现象称为远隔效应[31]。临床前研究显示，在转移性肝癌小鼠模型中，SBRT联合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抑制剂使非照射区肿瘤CD8+ T细胞浸润增加2.8倍，50%的小鼠实现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30]。Zhao等[32] 报道了1例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病例，该患者在术后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后出现了左腹膜后及广泛盆腔淋巴结转移。在对左腹膜后转移淋巴结进行SBRT(总剂量42 Gy/6次)后，不仅照射野内的转移淋巴结消失，未接受照射的盆腔淋巴结转移灶也完全消退。值得注意的是，该远隔效应在没有联合ICIs的情况下就已观察到，提示食管癌可能对放疗所引起的免疫激活具有特殊敏感性。另外，由于食管与免疫器官胸腺解剖位置相毗邻，有研究推测，放疗在食管癌局部治疗的过程中，可能通过影响胸腺的功能来系统性调节全身免疫应答，这或许是食管癌远隔效应的特殊机制之一[33]。然而，这一协同机制也可能存在双向调控风险，即放疗诱导肿瘤细胞分泌双调蛋白(amphiregulin，AREG)，从而激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信号，促进髓系细胞PD-L1表达，最终驱动肿瘤免疫逃逸和转移加速，称之为坏远隔效应[34]，这一AREG-PD-L1负反馈通路的发现，为未来抗AREG抗体与SBRT联合治疗晚期恶性肿瘤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SBRT和ICIs在食管癌寡转移中的临床应用1. SBRT在食管癌寡转移治疗中的应用：SBRT凭借高剂量、少分次的照射模式[通常生物有效剂量(BED)10≥100 Gy]以及mm级靶区定位精度，实现对肿瘤细胞的精准消融杀伤。除此之外，SBRT还能在靶区边缘形成陡峭的剂量跌落梯度，这种梯度方面的优势可以快速减少靶区周边的放射剂量，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周围正常组织和器官，降低放射性损伤的发生概率。
Yamamoto等[35] 在日本开展了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其目的在于评估SBRT治疗食管癌肺寡转移患者的可行性。该研究共纳入28个机构的114例患者，对其中132个肺寡转移病灶进行SBRT治疗。长期随访结果显示，患者在接受SBRT治疗后的1、3和5年局部控制率(local control rate，LCR)分别达89.9%、81.4%和81.4%，同期的总OS率则为80.4%、37.5%和23.0%，研究结果有力支持了SBRT在食管癌肺寡转移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在另一项荷兰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中，Kroses等[36] 对85例食管胃结合部癌寡转移的患者进行分析，发现患者OMD病灶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区域外淋巴结转移占比最高，约28%，肝脏转移和骨骼转移占比均为21%，脑部转移达15%，肺转移与肾上腺转移各为8%，而软组织(4%)和阑尾(1%)等部位的转移则较为少见。研究结果显示，接受SBRT治疗的患者中位总OS为17个月(95% CI, 12~40个月)，同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患者表现出良好的耐受性。这表明单独使用SBRT治疗食管癌寡转移患者是安全和可控的，然而，由于该方案带来的生存获益有限，未来需进一步探索SBRT联合全身治疗的模式，以观察能否实现协同效应。
2. ICIs在食管癌寡转移治疗中的应用：ICIs通过逆转PD-1或其配体PD-L1介导的T细胞耗竭，重建抗肿瘤免疫应答。在食管癌寡转移状态下，较低的肿瘤负荷与相对完整的免疫稳态共同维持了效应T细胞功能，为ICIs治疗提供了独特的免疫许可微环境[37]。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食管癌治疗的ICIs主要包括PD-1抑制剂(如pembrolizumab、nivolumab)和PD-L1抑制剂(如camrelizumab、sintilimab)[38]。
KEYNOTE-590[39] 和CheckMate-648[40] 两项Ⅲ期研究均证实，与单纯化疗相比，ICIs联合化疗可显著改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OS。而在二线治疗中，ATTRACTION-3[41-42] 与KEYNOTE-181[43] 研究也表明，ICIs单药相较于化疗仍可为患者带来显著生存获益，尤其在PD-L1高表达人群中优势更为明显。在辅助治疗阶段，CheckMate-577研究显示，对于新辅助放化疗及手术后未达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的食管癌患者(包括部分寡转移患者)，使用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辅助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的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该研究为食管癌寡转移免疫治疗的早期干预提供了重要的循证医学依据[44]。基于以上研究结果，ICIs联合化疗已成为晚期食管癌的一线主要标准治疗方案。
近期，一项真实世界研究进一步分析了nivolumab联合化疗在不可切除ESCC患者中的疗效[45]。结果显示，联合组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72% vs. 66.67%，P=0.038)和中位总OS(609 d vs. 392 d，P=0.04)均优于单纯化疗组。值得关注的是，该研究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肝脏寡转移患者接受化免治疗后的ORR呈下降趋势(无肝转移组vs. 肝转移组为65.45% vs. 25%，P=0.094)，而区域外淋巴结寡转移患者显示出更高的ORR趋势(64.28% vs 61.91%，P=0.120)，提示寡转移部位的生物学异质性可能是影响免疫应答的关键因素。该研究结论与CheckMate 648研究的后续分析中，有关肝脏转移灶和高肿瘤负荷是影响免疫治疗获益的独立预后不良因素的结论相互印证，二者共同为寡转移食管癌的免疫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40]。
3. SBRT联合ICIs在食管癌寡转移治疗中的应用：陈晓晨等[46] 的一项研究纳入了120例晚期食管癌寡转移患者，旨在比较SBRT同步TP方案(紫杉醇+顺铂)化疗及PD-1抑制剂(治疗组)与单纯TP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对照组)的疗效。结果显示，治疗组在ORR(95% vs. 58.33%, P < 0.05)、肿瘤标志物下降幅度及免疫功能指标改善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PFS[(24.17±3.14)个月vs.(12.41±2.88)个月，P < 0.05)]和总OS[(35.68±5.36)个月vs. (21.18±5.77)个月，P < 0.05]亦明显延长，且两组安全性相当。该研究提示，在TP方案联合免疫治疗的基础上加入SBRT，可进一步增强晚期食管癌寡转移患者的抗肿瘤效应并改善生存结局，凸显了SBRT在综合治疗中的协同应用价值。然而，作为一项单中心研究，其结论有待多中心的样本量验证。此外，关于SBRT联合全身治疗的介入时机、照射范围与剂量等关键因素，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以期为治疗策略提供更多的循证医学依据。
在另一项来自复旦大学团队的Ⅱ期随机对照研究中，Liu等[47] 探索了局部治疗(放疗、手术以及热消融)联合全身系统治疗(化疗、PD-1抑制剂、化疗+PD-1抑制剂)对寡转移性ESCC的增效作用。该多中心研究共纳入104例原发灶稳定且寡转移灶≤4个的患者，随机分为局部联合全身治疗组(n=53)或单纯全身治疗组(n=51)，其中，局部联合全身治疗组中，患者接受的局部治疗方式包括IMRT(25例)，SBRT(20例)，手术(4例)、低剂量放疗(2例)和热消融(2例)。中位随访30.5个月，结果显示，联合组的中位PFS达15.3个月(95% CI：10.1~20.5个月)，较对照组(6.4个月)显著延长(HR=0.26，P < 0.001)。进一步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接受PD-1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中，联合局部治疗可将中位PFS提升至18.0个月，明显优于免疫单药组的9.6个月(HR=0.49，P=0.044)，这提示局部干预尤其是SBRT，对免疫治疗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在安全性方面，联合组和单纯全身治疗组在≥3级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上没有明显的差异(47% vs. 41%，P=0.538)，仅低级别的放射性食管炎在联合组更常见(19% vs. 2%)，说明联合治疗方案整体安全可控，为SBRT联合免疫治疗用于食管癌寡转移提供可靠的循证医学依据。值得深入分析的是，该研究对SBRT的剂量有着严格限定(分次剂量≥7 Gy，总分割≤5次)，但未能充分探讨不同SBRT剂量与免疫治疗的协同效应。在当前免疫治疗背景下，放疗剂量对TME的调控效应也是热点之一。高剂量SBRT虽能诱导ICD，但也可能导致局部免疫抑制或者远隔效应受限，相反，低剂量放疗或更利于Tregs清除和T细胞浸润。该研究虽涵盖了高精度SBRT与少数低剂量放疗病例，但受限于样本量，未能就不同剂量区间与免疫疗效的关系展开分层分析。因此，未来亟需相关前瞻性剂量学研究，进一步明确联合免疫治疗的最佳放疗剂量窗口，从而充分激发局部与全身抗肿瘤免疫应答。
基于上述研究中提及的放疗剂量对免疫调控的影响，一种与剂量分布密切相关的新型放疗模式-空间分割放疗(spatially fractionated radiation therapy, SFRT)近年也日益受到关注，为该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方向。SFRT的核心特点是在肿瘤内部构建“高峰-低谷”式的异质性剂量分布，具体而言，就是对肿瘤的部分亚体积施以高剂量照射，同时限制周边组织的受照射剂量，这种剂量分布模式可能会产生独特的免疫调控效应。Lukas等[48] 的研究证实，与传统的常规放疗相比，SFRT形成的高度异质性剂量沉积能够在肿瘤靶区内实现免疫细胞保留区与血管通路区的交错分布。其中，高剂量区能有效诱导ICD并释放肿瘤抗原，而低剂量区则保留了利于T细胞浸润的TME与血管结构，两者相互协同，有望更高效地促进CD8+ T与CD4+ T细胞的浸润与活化，从而增强机体对肿瘤的免疫杀伤能力。
有关SBRT联合ICIs在食管癌寡转移领域的应用，现有研究多集中于ESCC，然而针对食管腺癌(esophageal adenocarcinoma，EAC)寡转移患者的联合治疗证据则相对缺乏。该种研究格局与ESCC和EAC在生物学行为及TME方面的显著差异密切相关，这些差异可能影响SBRT与ICIs联合治疗的疗效。ESCC通常具有较高的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和丰富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TILs)，呈现出“热”肿瘤的特征[49]。在转移方面，ESCC更易发生肺、肝及远处淋巴结转移[50-51]，且异时性寡转移的比例显著高于同时性寡转移[47]，另外，研究显示ESCC对放疗更为敏感，其pCR显著高于EAC(44.9% vs. 25.9%，P < 0.001)[52]。与之不同的是，EAC的TME常呈现免疫抑制的状态，TILs浸润数量较少，多表现为“冷”肿瘤的生物学特征，因此对免疫治疗的反应较差[49, 53]。EAC更易发生骨转移和腹膜播散[54]，这可能与其解剖起源和侵袭性的生物学行为有关。相关研究结果表明，EAC患者中同时性寡转移的比例和异时性寡转移大致相当[55]。在放射抵抗方面，EAC表现出更强的抵抗性，临床上可能需要更高剂量的SBRT才能起到有效的免疫调控作用[52, 56]。RENAISSANCE研究是一项针对胃及胃食管结合部(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GEJ)腺癌的Ⅲ期临床试验，其阶段性结果显示，对于入组的寡转移患者，在全身治疗基础上联合局部治疗并未带来总OS的显著改善[57] 。进一步的亚组分析结果提示，局部治疗带来的生存获益高度依赖于转移灶的异质性。尽管该研究在仅存在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中观察到部分生存的优势，但在肝转移患者中未发现局部治疗可改善OS。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合并腹膜转移的患者在接受局部治疗后的生存预后可能反而更差。这些结果提示，寡转移EAC患者并非都能从局部治疗中获益。
目前，有多项评估SBRT联合ICIs治疗食管癌寡转移患者疗效与安全性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这些研究将为这种联合治疗策略提供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依据。NCT06190782是一项针对寡转移性ESCC患者的Ⅱ期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按照2∶1将患者随机分配至两组，一组接受PD-1抑制剂±化疗联合局部巩固治疗(包括SBRT)，另一组仅接受PD-1抑制剂±化疗组。该研究共计划招募120例患者，要求患者的寡转移灶不超过5个，且在接受不少于4个周期的PD-1抑制剂治疗后疗效复查达到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或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以此评估联合SBRT巩固治疗是否能改善患者的生存结局，并探讨该治疗模式可能导致的远隔效应背后的免疫学调控机制。NCT05626569研究是一项正在进行受试者招募的Ⅱ期、单臂临床试验，受试者需先完成4至6个周期化疗联合PD-1抑制剂治疗，在此之后对有SBRT适应证的寡转移病灶进行同步PD-1抑制剂和SBRT治疗。该研究的纳入标准明确患者的寡转移灶总数在3个器官内不能超过5个，且SBRT总剂量的BED≥50 Gy，另外，受试者需在全身治疗后结束2个月内接受SBRT局部治疗。研究主要终点为PFS率，次要终点包括总OS率，ORR以及安全性，预计于2026年完成，其结果有望为联合治疗模式提供关键数据。此外，还有多项针对泛实体瘤(含食管癌)寡转移患者的前瞻性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有望从跨癌种的角度为SBRT联合ICIs治疗食管癌寡转移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四、SBRT在食管癌寡转移应用的技术特点1. 图像引导及呼吸运动管理技术的应用：在对食管癌寡转移灶进行SBRT时，精确的技术实施是保证疗效和控制不良反应的关键。图像引导作为治疗实施的基础环节，既能有效提高靶区定位的精度，也为治疗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可靠依据。临床上，四维CT(four dimensional conputed tomography，4D-CT)扫描技术常被用来动态捕捉靶区在呼吸周期中的运动轨迹与位移范围[58]。对于受呼吸影响较为明显的胸腹部转移灶，可采用主动呼吸控制(active breathing coordinator，ABC)或呼吸门控等技术来控制靶区的位移从而使靶区实现相对静止。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医疗机构还会在肝、胰腺等运动幅度较大的器官转移灶附近植入金属标志物，以此来进一步提升靶区定位的精准度[59]。
在靶区定义的具体实践中，肿瘤靶区(gross tumor volume，GTV)指影像学检查可见的实际肿瘤范围。对于接受SBRT的食管癌寡转移灶而言，临床靶区(clinical target volume，CTV)一般应与GTV保持一致或仅做轻微外扩处理，如肺转移灶常不额外设置CTV边界，这一原则体现了SBRT精准消融的特点。内靶区(internal target volume，ITV)则属于动态概念范畴，需包含GTV在整个呼吸周期中可能占据的全部空间范围，以此确保呼吸各相位的靶区均能被有效覆盖。最终，计划靶区(planning target volume，PTV)边界的设定需要根据转移灶的具体部位、所使用的图像引导技术以及呼吸管理策略等进行个体化制定，一般情况下，肺转移灶的PTV外放边界为5 mm，肝转移灶为7~10 mm，淋巴结转移灶则根据其解剖学位置在3~8 mm之间调整[58, 60]。此外，具体外扩范围还应基于各诊疗中心的实际测量位移和随机误差来确立。
2. 基于BED10的个体化剂量策略：在当前免疫联合治疗的背景下，寡转移灶SBRT的最佳剂量与分割模式正受到广泛关注。临床实践中通常以BED10≥100 Gy为理想的局部控制目标，但具体方案需根据转移灶部位的器官耐受性以及临床经验进行个体化调整。在食管癌肺转移灶中，周围型小病灶往往采用45~54 Gy/3~5次或50~60 Gy/5次，邻近中央气道的病灶则需降低分次剂量，如48~50 Gy/4~5次或60 Gy/8次以减轻正常组织损伤。肝转移灶常选用50~55 Gy/3~5次，靠近重要结构时可调整为40~ 50 Gy/5次。骨转移中，非脊柱部位可采用18~24 Gy/次或24~30 Gy/3次等较高单次剂量的方案，而脊柱转移则推荐相对较保守的方案如27~40 Gy/3~5次，即通过降低单次剂量和增加分割次数，在实现肿瘤控制的同时优先保护脊髓。对于淋巴结转移，腹膜后和盆腔淋巴结可接受36~45 Gy/3~5次，纵隔和颈部淋巴结则因邻近关键结构，多采用30~36 Gy/3~6次[61-64]。
此外，临床实践中也需严格遵循常见危及器官(organ at risk, OAR)的剂量限制。比如，在肺转移的SBRT中，通常要求全肺V20＜10%，平均剂量＜6 Gy。针对肝转移灶的SBRT，一般需保证正常肝组织的V15＜30%(或保留足够的功能性肝体积)，全肝平均剂量＜15 Gy。邻近食管的纵隔淋巴结可参考食管最大点剂量＜40 Gy。这些基于循证医学的OAR剂量限制，与靶区的精准勾画、剂量方案的个体化选择共同构成了SBRT的核心技术框架。
3. 食管癌原发灶的处理策略：对于发生寡转移的食管癌患者，原发灶的积极干预同样关系到患者整体的治疗效果与生存预后。Onal等[65] 的研究结果显示，对食管癌寡转移患者的原发灶和转移灶同期进行积极的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的生存。Hingorani和Stubley[66] 的病例系列研究也进一步证实，在全身化疗之后对原发灶和残余转移实施以放疗为基础的联合治疗策略，使部分患者的生存期长达7~13年且未出现复发。另外，Chen等[67] 的研究发现，放疗联合手术比单一的治疗手段疗效更好，这一优势在原发肿瘤体积较大的患者中表现更为明显。基于上述研究的证据，针对原发灶的积极干预应作为食管癌寡转移患者综合治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总结与展望食管癌是我国高发的消化道恶性肿瘤，近年来其寡转移状态的处理策略逐渐成为临床关注的焦点。基于现有的临床研究结果，SBRT联合ICIs在治疗食管癌寡转移方面展现出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这种联合治疗模式的核心在于“局部放疗-全身免疫”的协同效应，为食管癌寡转移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具备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进展，从作用机制、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等多方面进一步阐明SBRT联合ICIs治疗食管癌寡转移的的临床优势，为后续临床的应用推广提供参考和借鉴。
2025年《中国食管癌寡转移放射治疗专家共识》的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填补了该领域定义体系的空白，更为规范化的诊疗搭建了重要框架。尽管如此，目前SBRT联合ICIs治疗食管癌寡转移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例如缺乏Ⅲ期RCT的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和缺少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且最佳剂量分割模式和时序方案仍无统一标准，ICIs种类的选择也需进一步明确指导依据。还需注意的是，PD-L1的表达水平、寡转移灶的负荷(包括数量与位置)以及患者的体能状态等因素均可能会影响疗效。由此可见，未来亟需通过大样本的临床研究来进一步验证该方案的有效性与可行性，相信不久的将来，在更加科学的剂量分割模式与时序方案的框架下，基于有效生物标志物指导的联合治疗策略能够成为食管癌寡转移的标准治疗方案之一，为患者带来更多的治疗希望。
利益冲突 无
作者贡献声明 戴李宸负责文献调研及论文撰写；顾大勇指导文献调研；于静萍指导论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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