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交通运输行业的快速发展，航空运输为人们的出行和货物运输提供了便捷，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交通运输方式。中国作为国际民航组织第一类理事国，全行业航空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在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的排名跃升至第2位。我国空勤人员总量较大, 截至2023年底，中国民航驾驶员有效执照总数为86 091本^[1]。随着目前飞行器的逐渐高性能化，飞行员的身心健康状况对飞行安全的保障愈发重要。有研究表明，飞行员中慢性代谢性疾病、听力异常、视力不良等健康问题检出率较高^[2]。飞行作业期间的环境暴露包括宇宙电离辐射、氧气含量降低、高噪音和振动水平、射频辐射、电磁场，以及可能存在的紫外线辐射等。对飞行员实行健康管理，可有效降低危险因素的影响，更好地保障其健康。本文系统梳理飞行员职业暴露因素，剖析国内某大型航空公司健康管理的策略，包括健康数据的获取，健康分层和健康管理的实施以及其他干预措施等，指出了现存飞行员健康管理的优势与不足，重点讨论了电离辐射监测的相关问题，以期为民航飞行员健康管理与干预提供参考。

一、民航飞行员常见职业健康危害因素

民航飞行员飞行期间的物理暴露，包括宇宙电离辐射、氧气含量降低、高噪音和振动水平、射频辐射、电磁场，以及可能存在的紫外线辐射等。机舱内的化学暴露，包括喷气燃料和发动机油燃烧产物、臭氧、阻燃剂、杀虫剂和消毒剂等。另外也包含生物因素和其他因素。

1.物理因素：根据国家《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与航空职业有关的物理因素主要有：噪声与振动、气压变化(含缺氧)、温度因素等^[3]。

(1) 噪声与振动：飞机驾驶舱内噪声主要来源于发动机的振动与噪声、湍流边界层噪声、空调和液压等系统管路噪声以及无线电通讯噪声等。民航客机起飞和着陆过程中舱内噪声强度一般在93~122声压级，直升机舱内噪声一般在100~130声压级, 均超过了可能引起永久性听力损失的噪声水平(75~80声压级), 长期暴露于高噪声环境可能导致听力阈值偏移或噪声性听力损失^[4-5]。

(2) 气压变化：大气压力随着高度的升高以近似指数函数的方式而降低。高空大气压力降低对人体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①大气中氧分压降低所引起的高空缺氧。②低气压的物理影响^[6]。现代民航客机均装配有座舱增压系统，使座舱高度(即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机舱内部气压所对应的等效海拔高度)在飞行过程中始终不高于8 000英尺(约2 438 m)^[7]，故因低气压引起减压病的可能性很低，但缺氧的生理学效应在1 500 m阈限高度时已经显现，因此飞行员还是可能会受到缺氧的影响。

(3) 温度：由于现代飞机具有“高、快、远”的性能，飞行员可能在短时间内经历迅速而剧烈的环境温度变化。在一次远距离的跨气候区飞行中，其起飞和着陆时的地面温度条件亦可能有很大的变化，如从热带到最冷的极地等^[6]。常规飞行时的温度负荷问题并不突出，但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离开飞机或备降时，则有可能遭受低温气流和低温水体的侵袭。

2. 放射性因素：电离辐射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天然辐射源，对机组人员构成暴露风险。电离辐射是人类致癌物，具有累积性，它会损害DNA，会导致染色体畸变，引起肿瘤等。民航飞行员接受的电离辐射包括来自于初级太阳宇宙射线和次级宇宙射线。次级宇宙射线是由太阳系外(初级银河宇宙射线)的高能粒子进入地球大气层后与各种原子或分子碰撞产生中子、质子、光子、μ介子和电子等。宇宙射线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海拔高度、地磁纬度和太阳活动。飞机飞行高度的宇宙射线强度远高于地面，因此航空机组人员宇宙射线受照剂量显著高于一般公众^[8]。次级宇宙射线是民航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受到的主要辐射照射来源。与地面其他放射工作场所相比，高空辐射场复杂，辐射类型多，能量范围广，宇宙射线各组成成分所占比例也会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变化^[8]。

3.化学因素：飞机舱内空气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臭氧、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与挥发性有机物(VOC)等^[9-10]。飞机座舱内空气污染物来源主要是动力系统引气、座舱内的内饰材料、人员呼吸、餐饮和清洁服务散发等。暴露于发动机油、液压油极其热解产物中发现的磷酸酯、甲醛以及其他醛类物质可能会引起呼吸和神经系统疾病，特别是高浓度下^[11]。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统计的商业航空器座舱空气质量事件发生率为2.7起/百万飞行架次^[12]。航空器座舱空气污染可能会引起机组人员出现头痛、头晕、疲劳、恶心、鼻干、鼻塞、眼睛干涩、发痒或疼痛等症状^[13]。

4.生物因素：2005版《国际卫生条例》指出, 通过航空器污染的物体表面间接传播是病原体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为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 需采取一定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14]。航空器高频接触物体表面可能携带多种致病菌和条件致病菌，具有显著的微生物交叉传播风险。不同航程、不同区域的物体表面污染状况及致病菌检出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卫生间污染指数与传播风险等级最高，且物体表面污染负荷与致病菌检出率呈强正相关^[15]。远程飞行中，机组人员因长期处于空气流通受限的狭小客舱环境，且需频繁接触多来源旅客群体，其通过接触/飞沫途径感染呼吸道病原体的风险显著升高。

5.其他因素

(1) 社会心理因素：虽然中国民航对飞行员的排班有严格的规定，民航飞行员每月飞行时间不得超过100 h，每年不得超过900 h，其中还有航班之间休息期的规定等，但随着社会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新航线不断拓展，航线的复杂性也日益提高，如一天内多次起降航班、跨多个时区航班、夜间航班等等。对空勤人员生物钟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同时，航空飞行要求飞行员在短时间内高度集中注意力从而完成一系列高技术动作。每日多个航段的飞行中则存在多个起飞降落，而起飞降落需要飞行员手动操作完成，这就使飞行员的工作负荷增加^[16]。另外，飞行中的应急情况如无法避免的颠簸也是加重其工作负荷导致疲劳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长期作业压力、安全责任负荷及相对封闭单调环境等所构成的高负荷工作状态可能增加飞行员心理健康风险，诱发焦虑、抑郁、持续心理高压、情绪失调以及职业倦怠等^[17]。

(2) 人体工效学因素：长期固定坐姿、驾驶舱空间狭小等因素可能会导致飞行员颈椎腰椎疾病高发^[18]。椎间盘退行性疾病是常见的慢性退行性疾病，也是引起颈腰腿痛的首要原因。研究表明，椎间盘自18岁左右开始退变，至中老年以后，由于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椎间盘的生化成分发生改变，导致结构和功能逐渐丧失，从而引起退行性疾病。调查结果表明，椎间盘退行性疾病在飞行员特别是战斗机飞行员中患病率较高，且发病年龄比普通人更早^[19]。长期固定坐姿也容易引起深静脉血栓形成。

二、国内某航空公司健康管理策略

为飞行人员提供全维、全程、全方位健康管理服务，是维护飞行人员身心健康，巩固和提高民航队伍的有益尝试。国内某航空公司主要以现代健康概念和新的医学模式以及中医治未病为指导，通过运用管理学的方法和手段对飞行员个体或群体整体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全面检测、评估、有效干预与连续跟踪服务的医学行为及过程，希望能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的健康效益^[20]。

1.民航飞行员健康管理模式：公司对飞行员进行健康管理的主体是经过系统医学教育或培训并取得相应资质的医务工作者，即航空医师。航空医师是指具备医学教育背景，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受聘于航空公司专门从事航空卫生工作的执业医师^[21]。其健康管理服务的客体是飞行员，飞行员大多数为健康人群，少数为亚健康人群(亚临床人群)，以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早期或康复期人群。航空公司对飞行员实施健康管理的重点是“零级预防”，对慢性病风险因素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实施评估和健康分层管理，有效干预及预防慢性病的发生或出现急性发作；另外，对诸如结石、癫痫、晕厥等容易造成飞行员空中失能的疾病同样进行评估和有效干预，确保航空安全。

2.民航飞行员健康监测：民航飞行员健康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年度体检，航前体检以及自主申报。

(1) 年度体检：根据中国民用航空第67部规章《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CCAR-67FS-R4)》，规定飞行员每年均需参加体检，体检在民航局委任的体检机构进行，并确定了体检项目。公司也会自主增加一些体检项目，比如空勤人员年度体检增加了甲状腺B超、甲状腺功能、肿瘤标志物等。体检数据及结果长期保存于全国统一的体检合格证管理系统中。40岁以上飞行员要求每年2次体检。航空公司以年度体检鉴定为健康数据的重要来源，也是飞行人员健康分级管理的重要依据。

(2) 航前体检：航空公司在航班起飞前一天的预先准备阶段，由飞行员通过网络航前准备系统对自身健康状况进行申报，如有无不适症状等。在起飞前的直接准备阶段，国内大多主要是对飞行员中的机长和重点健康观察对象进行航前体检，主要项目是健康询问以及监测飞行员的血压、脉搏、体温等。体检数据由公司长期保存，存放于公司所建立的飞行员体检档案中或健康管理系统中。

(3) 自主申报及其他：航空医师会定期对飞行员进行健康问卷调查，了解基本生活状况如吸烟史、既往病史以及就诊用药情况等。目前，公司开发的健康管理系统已投入使用，基础数据已录入。后续要求飞行员在公司健康管理系统上进行动态健康自主申报，如吸烟等生活状况，以及健康状况发生变化，有就诊和用药时，必须通过健康申报的方式报告航空医师。

3.健康分层和健康管理的实施

(1) 健康分层：飞行人员体检后，体检数据将导入健康管理系统，系统根据本次体检情况以及日常健康管理所得到的数据如性别、年龄、体重、血压、血脂、血糖、吸烟情况等各项指标，结合临床表现、健康状况等按分层规则自动分层，包括严格观察级、重点观察级、一般观察级、健康及基本健康级4个等级，特殊情况航空医师也可手动调整等级。

(2) 拟定保障计划：对于严格观察级、重点观察级，航空医师将针对每位飞行员制定个性化的保障计划，包括适合其本人身体状况的健康促进、行为干预、危险因素控制、疾病矫治和飞行保健措施；该方案将通过健康系统或书面通知飞行员并请其签收。航空医师将督促飞行员严格按照保障计划落实健康管理措施。

4.心理健康管理与维护：空勤人员的心理健康极为重要。公司已建立员工心理援助项目(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EAP)即员工帮助计划，其内容包括压力管理、职业心理健康、裁员心理危机、灾难性事件、职业生涯发展、健康生活方式、法律纠纷、理财问题、饮食习惯、体重控制等各个方面的飞行人员心理健康管理机制。通过建立线上心理赋能自助平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做好积极心态与心理韧性管理支持、提供心理咨询热线与驻场服务、建立同伴支持者队伍、应急事件处置管理(含危机干预机制建设)等EAP工作加强对飞行员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健康的关怀，缓解工作压力、调节不良情绪，促进飞行人员心理健康。

5.关于辐射防护的健康促进措施：考虑到宇宙辐射对机组人员的影响，公司在年度体检中会自主增加一些体检项目，如甲状腺B超、甲状腺功能、肿瘤标志物等。对于怀孕的空勤人员，根据中国民用航空体检鉴定医学标准实施细则，航空医师将立即给予临时停飞。极地运行时，公司将对机组成员在寒冷天气情况下使用防寒抗浸服进行训练，以及提供培训让机组成员清楚电离辐射对机组成员造成的影响^[22]。

6.其他健康干预宣教措施：民航局规章要求航空公司须为空勤人员提供航空卫生规章及航空医学知识的培训、健康咨询和指导，使其了解飞行中各种不良因素对人体的影响，遵守规章要求，强化飞行健康安全及诚信意识，掌握预防方法，提高适应能力^[21]；航司须制定航空医学相关知识的培训大纲，包括各类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护的知识以及慢病矫治等内容，写进公司手册并执行。比如：为参加高原机场运行的机组成员进行高原航空医学知识培训：包括高空低压缺氧对人体影响及应对、高原疾病预防以及视力防护^[21]等。

三、民航飞行员健康管理现存问题

1.民航系统电离辐射的监测未系统开展：民航飞行员会接触到多种类型的电离辐射，且其电离辐射暴露量比其他很多的职业人群都大，1990年，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就已经建议将机组人员归类为职业暴露人员^[23]。但这一职业群体大多未接受有关职业性宇宙射线暴露所产生健康影响的评估或监测^[24]。美国FAA以咨询通告方式发布关于机组人员飞行中电离辐射暴露的告知与管理的相关规定，为推荐性标准，但明确了估算软件(CARI系列应用程序)^[25]。欧盟颁布的理事会指令2013/59/Euratom确立统一的基本安全标准，旨在保护包括空勤人员在内的受电离辐射危害的个体的健康，并要求航空公司需要记录机组人员的辐射暴露剂量等信息^[26]。航空公司须评估机组人员的职业辐照暴露水平，当预估年有效剂量超过1 mSv时，必须在排班系统中实施剂量优化设计，确保年有效剂量控制在6 mSv以下，同时必须向员工告知其岗位相关的电离辐射健康风险(包括致癌概率与遗传效应)，并建立其个人剂量档案^[26]。如芬兰要求航空公司必须监测机组人员的宇宙辐射暴露情况，并每3个月向辐射与核安全局(STUK)报告剂量估算值^[27]。但也存在执行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如比利时一项调查显示，比利时的机组人员对电离辐射潜在风险的了解太少，66%的受访者回答说，他们的雇主从未告知过他们暴露于宇宙辐射的情况，17%的女性机组人员在怀孕期间仍继续飞行^[28]。

在电离辐射的管理方面，国内虽然有相应的标准，明确航空公司业主有责任采取适当措施控制空勤人员可能受到高于1 mSv/年的宇宙辐射职业照射^[29]，但国内航空机组人员电离辐射剂量相关研究并不多，且监测对象覆盖较少，多为国内部分航空公司部分航线上的剂量调查，且缺少法定的剂量估算软件^{[8, 23, 30-32]}，与欧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国内民航系统按照国标《空勤人员宇宙辐射控制标准》系统性开展相关工作的文献较为少见。

2.飞行员电离辐射暴露监测方法有限：研究人员开发了多种评估机组人员宇宙射线照射暴露量的方法，主要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使用辐射测量仪器进行测量研究，以表征高空宇宙射线照射暴露量；或者进行队列研究，试图根据机组人员的就业指标(通常没有相关的剂量测定)来表征与宇宙射线照射暴露相关的健康影响。测量研究利用主动探测器或被动探测器，或者基于受试者和飞行特征进行暴露量估算建模^{[8, 23]}。队列研究则使用多种替代指标来表征宇宙射线照射暴露，包括研究对象、工作年限、自我主观报告或雇主记录的飞行小时数/频率/航线和暴露矩阵等，此外还有应用经过验证的宇宙射线照射模型。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回顾性队列研究，这类研究能够利用现有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数据，但也往往难以获取详细的电离辐射暴露史。因此，大多数研究对受试者飞行暴露情况的估计都很粗略，仅限于职业基础情况或作为机组人员的工作年限，将详细的受试者暴露数据与健康结果相联系的研究十分稀少^[24]。

常规个人剂量计在确定飞行员所受电离辐射剂量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因为常规个人剂量计无法充分评估来自中子的辐射剂量。据估计，机组人员受到来自宇宙辐射的剂量中有超过50%的有效剂量来自高线性能量转移辐射(其中大部分是中子)^[24]。当前如何用个人中子剂量计准确计算中子照射量仍存在复杂性，如若低估宇宙射线辐射剂量，对飞行员来说也是一种职业风险。

3.民航飞行员的辐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存在争议：流行病学文献中几乎没有直接将单独的宇宙射线暴露与癌症联系起来的可靠证据。当然也有研究结果确实表明，职业性暴露于飞行环境会增加某些癌症的关联，甚至表明某些结果与宇宙射线有关。比如在男性和女性驾驶舱和客舱机组人员队列中，仍观察到黑素细胞皮肤肿瘤和非黑素皮肤肿瘤与宇宙射线暴露的关联性^[33]，但诸如就业时长、累积剂量、昼夜节律紊乱和生活方式等其他因素如何与这种发病率的增加相关联尚不清楚^[34]。除了电离辐射暴露限制外，文献中的许多研究在年龄、烟草和酒精使用、肥胖/体重指数、生活方式因素(行为和娱乐活动等)、心理健康压力因素以及癌症特异性风险因素(如黑色素瘤-曾经晒伤史、家族史、紫外线暴露等)的调整方面都不完整。年龄因素尤为重要，因为职业辐射暴露带来的不良健康风险与年龄密切相关，长期职业生涯中的累积暴露量更高。因此，这些众多的其他暴露因素，使得在整体“飞行环境”之外准确研究电离辐射健康影响变得困难，从而难以完全了解职业辐射暴露剂量单独的影响。

4. 民航飞行员暴露于宇宙射线照射的DNA损伤分析：直接测量民航飞行员体内DNA损伤生物标志物的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一项针对44名男性飞行员与36名工厂工人的调查显示，飞行员血液与尿液中的8-羟基鸟嘌呤(8oxoG)水平升高，但无法建立与宇宙射线照射的剂量-反应关系^[35]。另一项采用彗星试验的研究发现，长途飞行的民航飞行乘务员在氧化损伤、单链与双链断裂等指标上虽呈上升趋势，但与地面工作人员相比差异不显著^[36]。近期一项纳入季节性因素的小样本研究则报道，航空公司飞行员相较于匹配的办公室职员，其DNA损伤程度显著增加^[37]。此外，高传能线密度(LET)辐射(如宇宙射线中的某些成分)与低LET辐射相比，在DNA损伤、基因表达、修复蛋白动员、细胞因子的激活及细胞微环境重塑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模式^[38]。宇宙射线中部分尚未充分研究的粒子成分所引发的生物效应及其所致DNA损伤类型亦具有独特性^[39]。因此，深入评估宇宙射线暴露的健康影响，需发展能够灵敏识别此类罕见且特殊DNA损伤的检测方法。

在评估宇宙射线对飞行乘务员健康风险的研究中，采用细胞遗传学分析(如染色体畸变、微核形成)所得出的证据也存在不一致性。染色体畸变是染色体结构或数量上的改变，是反应辐射损伤的良好指标，可在照射后于外周血淋巴细胞中检出。有研究报道，与对照组相比，飞行乘务员的染色体畸变水平显著升高。例如，在协和式飞机飞行员以及一项涵盖192名民航飞行员与乘务员的大样本研究中均观察到该现象^[40-41]。然而，亦有研究(如一项涉及83名航空公司飞行员的调查^[42])未发现显著差异。这些结果的分歧可能源于多方面因素，包括研究设计中的对照组选择策略、所评分细胞数量是否足以检测此类罕见事件，以及不同实验室在畸变识别、分类标准和判定阈值方面存在的操作差异。现有文献表明，染色体畸变量和受照剂量呈正比关系。部分机组人员研究支持这一预期^[42]，但也有研究未观察到剂量-反应关系^[43]。但是，有研究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发现，微核频率与年平均有效剂量或飞行时长呈线性相关^[44]。国内航司有研究表明，宇宙辐射能引起民航飞行人员遗传学指标变化，胞质分裂阻滞微核法能够灵敏地反映近期内飞行负荷的差别, 可用于监测辐射损伤^[45]，而该检查目前尚未列入空勤人员年度体检鉴定项目。未来，将组学方法和功能检测与精确的宇宙辐射剂量测定相结合，纳入对飞行乘务员的研究，有望明确宇宙辐射对民航飞行人员的致癌风险。

5. 现有航空公司飞行员健康档案数据未有效利用：现有航空公司储存了大量飞行员的基础信息，飞行信息以及其健康档案信息，但数据资源未能充分激活和使用，部分体检信息与医疗机构就诊信息和死因、癌症发病登记也未实现互联互通，存在数据割裂现象；另外，飞行员的健康信息涉及飞行安全，但其就诊信息航空医师无法实时获取，依靠飞行员自主申报，因此就诊信息可能获取不全。航空医师定期对飞行员进行健康干预，但飞行员对健康管理措施的依从性，以及健康管理的效果等也还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

民航飞行员不可避免地遭受着低气压、低温、缺氧、噪音、振动以及宇宙射线等健康危险因素的刺激，其健康状况同多种因素相关，需科学监测、追踪管理。对飞行员开展定期体格检查，全面的皮肤检查，甚至参照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增加电离辐射相关检查项目(如染色体畸变分析和微核检查、眼晶状体检查等)，掌握航空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建立和健全飞行员健康档案信息系统，对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及时分析和汇总，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和措施，能提高民航飞行员的健康状况，为航空飞行安全提供保障。完善的健康档案及危险因素监测也能帮助研究航空工作人员常见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为今后该人群职业病鉴定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四、思考与建议

民航机组人员面临的职业健康危害因素的控制，是涉及航空医学、辐射防护、人力资源管理及政策法规的综合性课题。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亟需构建一个多层次、系统化的防护体系。在政策层面，应推进将宇宙辐射等职业危害纳入职业病目录，制定切实措施，并在日常健康管理过程中加以落实。唯有通过跨部门的协同创新与持续投入，才能构筑起守护飞行员身心健康的坚实防线，从而为我国从民航大国迈向民航强国的征程提供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保障与安全支撑。

利益冲突  无

作者贡献声明  胡晓勤、肖虹负责文献检索、资料整理和论文撰写；高林峰、何懿指导论文撰写；邓君、孙全富指导论文修改；白江涛、潘胜梅协助数据整理和论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