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核与放射技术的迅速发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以及相关辐射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根据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报告(2000年)[1],估计世界范围内有1 100万工作人员受到电离辐射照射。为保护从事放射性工作人员免受电离辐射的危害,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和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制定了电离辐射防护相关标准和导则,来促进辐射防护优化原则的有效实施[2]。IAEA要求剂量监测记录应按每个所监测的个人加以整理[3]。ICRP第103号出版物建议放射工作人员受到的职业暴露应当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4]。
根据卫生部第55号令[5]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6],必须对放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个人剂量监测是放射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客观地反映放射工作人员所接受的剂量水平,并为放射防护评估提供必要的依据,并为可能的急性放射组织伤害采取后续行动提供必要的依据。个人剂量监测对于辐射防护领域相关问题的发现和改善,以及对辐射工作者职业健康和安全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7]。因此,在IAEA的支持下,国家个人剂量登记系统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以下简称“辐射安全所”)启动研发,并于2009年11月在全国正式发布推广(卫监督放便函[2009] 452号),以收集和分析全国范围内的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数据。截至2017年,(国家个人剂量登记系统)已运行近10年,先前已有文章报道了2010—2016年我国医用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外照射个人剂量水平与趋势[8], 为及时了解我国放射工作人员的剂量水平现状,本文对2017年全国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资料与方法1.资料来源:本文资料来源于2017年国家个人剂量登记系统采集的我国放射工作人员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的相关信息与数据,包括X、γ和中子射线所致剂量。
2.监测方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参考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 128-2016)[9],进行个人剂量监测。按照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委员会(ICRU)建议书第51号报告推荐,将个人剂量当量Hp(10)作为评估放射工作人员职业暴露的有效剂量的量[10]。通过分析2017年全国放射工作人员的年集体剂量S、年人均有效剂量E、人员分布比NRE和集体剂量分布比等指标[1],评估2017年我国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其中,集体剂量
3.质量控制:个人剂量监测机构确保剂量监测系统在检定有效期内。辐射安全所定期开展外照射个人监测技术培训班和放射卫生技术机构检测能力考核。此外,对在数据整理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存在明显问题和不合理的监测数据返回数据报送机构核实,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异常数据可能是由于个人剂量计佩戴期间存在误操作造成的,比如将剂量计长时间滞留于工作场所,工作人员曾佩戴剂量计接受放射性检查等。
4.统计学处理:使用Stata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个人剂量数据进行正态性分析,为正偏态分布,采用非参数检验法进行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采用Mann-Whitney U非参数检验法[11]对医学、工业应用放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年有效剂量水平进行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非参数检验法[11]对医学应用中的不同职业类别、不同级别医院以及工业应用中的不同职业类别的人均年有效剂量进行统计检验,并采用Bonferroni法[12]进行两两比较。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 基本情况:2017年度,国家个人剂量登记系统共采集了我国202家个人剂量监测机构上报的42 096家放射工作用人单位,共361 727名从事医学应用和工业应用的放射工作人员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结果等相关信息和数据,如表 1所示。其中,登记医学应用人员覆盖了全国约74.9%(29.5万/39.4万),登记工业应用人员覆盖了全国约63.2%(6.7万/10.6万)。2017年度我国放射工作人员职业性外照射的人均年有效剂量为0.337 mSv,超过94.9%的放射工作人员人均年有效剂量低于公众剂量限值1 mSv。其中,从事医学应用的放射工作人员占总人数的81.6%,从事工业应用的放射工作人员占18.4%。两种职业类别的人均年有效剂量分别为0.353和0.270 mSv,从事医学应用的放射工作人员的人均年有效剂量显著高于工业应用工作人员(Z=48.547,P < 0.05)。从事医学和工业应用的工作人员年集体剂量分别为104.26和17.71人·Sv。两种职业类别的人员分布比均为NR20≈0.001,但是工业应用工作人员的集体剂量分布比SR20明显高于医学应用(SR20=0.215 vs. SR20=0.115),表明工业应用中高剂量受照人员的人均年有效剂量要高于医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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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年我国医学和工业应用职业照射基本情况 Table 1 Overview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levels in medical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n 2017 |
2.医学应用职业照射水平:根据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 128-2016)[9]中对职业类别的分类,医学应用包括诊断放射学、牙科放射学、核医学、放射治疗、介入放射学和其他应用。2017年医学应用职业照射水平及其分布情况如表 2所示。其中,诊断放射学放射工作人员占大多数,达69.1%;从事核医学的放射工作人员最少,占2.4%。2017年医学应用人均年有效剂量分布范围为0.259~0.453 mSv,其中以核医学和介入放射学的剂量水平最高,人均年有效剂量分别为0.453、0.444 mSv,并且这两个职业类别的人员分布比NR1也最大。在总体上,不同职业类别人均年有效剂量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 136.217, P < 0.05),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各职业类别间的人均年有效剂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877~26.967,P < 0.05),可认为从事核医学和介入放射学的放射工作人员所受到的人均年有效剂量显著高于其他职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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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7年医学应用职业照射水平及其分布情况 Table 2 Occupational exposure levels and distribution in medical application in 2017 |
2017年,系统采集医学应用放射工作人员集体剂量为104.26人·Sv,其中,诊断放射学的年集体剂量最大,为70.172人·Sv,占67.3%。与该职业类别放射工作人员数占总的比例(69.1%)相当,表明诊断放射学年集体剂量最大的原因是由于该职业类别的监测人数最多。介入放射学年集体剂量也较大,为17.139人·Sv,主要是由于该职业类别人均年有效剂量较大。而人均年有效剂量最大的核医学的年集体剂量较小,为3.256人·Sv,原因是该职业类别放射工作人员人数较少。从表 2可以看出,医学应用各职业类别人员分布比NR20均在2‰及以下,诊断放射学、介入放射学和其他应用的集体剂量分布比SR20在10%以上,即这些职业类别的年有效剂量超过20 mSv的受照人员(人数占2‰及以下)接受了同工种人群的1/10以上的集体剂量。
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一级及未定级医院放射工作人员人均年有效剂量分别为0.361、0.397和0.308 mSv。不同级别医院间人均年有效剂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527.111, P < 0.05),进一步两两比较显示,三级医院放射工作人员人均年有效剂量显著低于二级医院(Z=12.966,P < 0.05),这可能与不同医院级别辐射防护水平的差异有关;而一级及未定级医院人均年有效剂量最低(Z=15.734,P < 0.05),这可能与一级及未定级医院的就诊人数较少而导致放射工作人员工作量较低有关。
3. 工业应用职业照射水平: 依据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 128-2016)[9],工业应用职业类别包括:工业辐照、工业探伤、发光涂料、放射学同位素生产、测井、加速器运行和工业其他。2017年工业应用职业照射水平及其分布情况列于表 3。其中,工业其他占比最高,达46.6%。这是由于随着料位计、核密度仪、核子秤、X射线荧光光谱仪等含放射源仪表的广泛应用,其他工业应用人员占比迅速增加,成为工业应用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其次是工业探伤和测井,分别占29.3%和14.1%;放射工作人员人数最少的是发光涂料,占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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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7年工业应用职业照射水平及其分布情况 Table 3 Occupational exposure levels and distribution in industrial application in 2017 |
2017年工业应用人均年有效剂量分布范围在0.124~0.472 mSv。从事测井的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最高,为0.472 mSv;其次是工业探伤,为0.389 mSv。在总体上,不同职业类别人均年有效剂量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 936.491, P < 0.05),两两比较结果表明,测井和工业探伤工作人员的人均年有效剂量显著高于其他职业类别(Z= 4.172~36.908,P < 0.05),测井和工业探伤工作人员年个人剂量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37.037,P < 0.05)。从表 3可以看出,测井的人员分布比NR1最大,即该职业类别中年个人剂量>1 mSv的人数占比最大;工业探伤的人员分布比NR20为0.001,而集体剂量分布比SR20达到0.448,表明该职业类别的年有效剂量超过20 mSv受照人员接受了同工种人群的近一半的集体剂量。
讨论随着医疗卫生事业和放射学的飞速发展,核技术的日趋普及和成熟,长期低剂量电离辐射对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状况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历来重视放射工作人员的辐射防护工作,个人剂量监测在辐射防护工作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13]。
本研究对2017年收集的共361 727名我国从事医学应用和工业应用的个人剂量监测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放射工作人员的人均年有效剂量均远低于国家标准规定的放射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限值(20 mSv)[14],表明我国放射工作人员工作场所辐射防护现状基本安全,可有效保护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
从事医学应用的放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达81.4%,人均年有效剂量为0.353 mSv,低于2015年我国医用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外照射个人剂量水平(0.429 mSv)[15]。利用统计学检验分析表明,从事医学应用的放射工作人员所受到的人均年有效剂量高于工业应用。医学应用中,核医学和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的人均年有效剂量显著高于其他4类医学应用职业类别。这是因为核医学程序会直接使用未密封的放射源,工作人员在近距离操作(例如放射性药物制备和注射)中较易受到照射[8]。已注射放射性药物的核医学患者作为活动辐射源,也会对工作人员造成一定照射[16]。因此,有必要加强核医学工作人员在放射性核素的制备、分配和注射方面的专业技能和辐射防护培训。介入放射学职业类别的人均年有效剂量较高,可能与工作人员长时间在患者的床侧操作、近距离受到散射线的照射、防护措施不足等因素有关[17]。因此,对此类放射工作人员也需要加强专业技能和辐射防护培训,通过缩短操作时间,严格确保使用相关的防护设备,将个人剂量控制在合理可达到的水平。
2017年工业应用人均年有效剂量为0.270 mSv,远低于2009—2013年我国工业应用放射工作人员剂量水平的1.179 mSv[18],说明这一领域的辐射防护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统计学分析表明,从事工业探伤和测井的放射工作人员的人均年有效剂量显著高于其他5类工业应用职业类别。工业探伤工作人员人均年有效剂量较高, 且超过20 mSv集体剂量分布比较高(SR20=0.448),这可能与工作人员长期使用放射源、辐射防护措施不到位等因素有关[19]。测井工作人员的人均年有效剂量较高,可能是由于在操作过程中与γ源、中子源的紧密接触造成的[20]。因此,工业应用中的这两类放射工作人员需要加强监管,查明高剂量受照人员的受照原因,完善辐射防护措施,提高保护意识,以减少职业暴露。
与全球剂量水平相比,2017年我国医学和工业应用放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水平(0.353和0.270 mSv)低于2000—2002年期间的全球平均水平(0.48和0.40 mSv)[19]。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医学应用的职业照射水平低于波兰(0.51 mSv)[21],但是远高于2017年欧洲国家的医学应用剂量水平(0.06 mSv)[22]。工业应用的职业照射水平低于2001—2005年爱尔兰(0.79 mSv)[23]和2006年印度(0.44 mSv)[24]的剂量水平,与2017年欧洲国家的工业应用剂量水平相当(0.24 mSv)[22]。这些差异可能与工作量、技术水平和各个国家的辐射防护现状等因素有关。我国仍需继续努力提高辐射防护水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反映了2017年我国放射工作人员外照射个人剂量水平,表明了我国各职业类别放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现状。我国各职业类别放射工作人员人均年有效剂量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标准的要求,工作场所相对安全。医学应用中从事核医学、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以及工业应用中的从事工业探伤、测井工作人员的人均年有效剂量水平相对较高,应进一步改善辐射防护措施,加强职业辐射防护培训和教育,增强放射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实践操作能力,减少职业危害的各种因素,以保护放射工作人员将其职业平均年有效剂量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根据实际经验,部分高剂量可能为非真实受照。本研究涉及超过20 mSv的放射工作人员共有362人,如果全为非真实受照,会导致高估人均年有效剂量约15%。因此,仍需要进一步加强监测数据的质量控制,这也是个人剂量监测与登记的下一步重点研究内容之一。
利益冲突 无
志谢 感谢2017年国内202家个人剂量监测机构为个人剂量登记系统数据采集所做的大量工作
作者贡献声明 范胜男负责数据的采集、分析和论文的撰写;王拓负责数据的采集和系统的维护;李梦雪负责数据的分析处理;邓君和孙全富指导责数据的分析和论文修改
[1] |
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he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 Sources and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R]. New York: UNSCEAR, 2000.
|
[2] |
Alves JG. Developments in standards and other guidance for individual monitoring[J]. Radiat Meas, 2008, 43(2-6): 558-564. DOI:10.1016/j.radmeas.2007.12.044 |
[3] |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Office International Labour. Safety Standards Series No. RS-G-1.3, Assessment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due to external sources of radiation[S]. Vienna: IAEA, 1999.
|
[4]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2007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 Publication 103[R]. Oxford: Pergamon Press, 2007.
|
[5] |
卫生部.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Z]. 2007-06-03.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ccupational health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radiation workers[Z]. 2007-06-03. |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Z]. 2011.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Z]. 2011. |
[7] |
孙全富, 牛昊巍, 李小娟. 我国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的几个问题[J].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14, 34(3): 161-163. Sun QF, Niu HW, Li XJ. Several problems in occupational health management of radiation workers in China[J]. Chin J Radiol Med Prot, 2014, 34(3): 161-163. DOI:10.3760/cma.j.issn.0254-5098.2014.03.001 |
[8] |
Deng J, Fan SN, Wang T, et al. Trends and distribution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in medical practices in China (2010-2016)[J]. Health Phys, 2019, 117(6): 656-660. DOI:10.1097/HP.0000000000001118 |
[9]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GB 128-2016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6.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B 128-2016 specifications of individual monitoring for occupational external exposure[S]. Beijing: Standards Press of China, 2016. |
[10]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ation Units and Measurements. Quantities and units in radiation protection dosimetry, Report 51[R]. Bethesda, MD: ICRU, 1993.
|
[11] |
李晓松. 卫生统计学[M]. 8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Li XS. Health statistics[M]. 8th ed.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7. |
[12] |
Cabin RJ, Mitchell RJ. To Bonferroni or not to Bonferroni: when and how are the questions[J]. Bull Ecol Soc Am, 2000, 81: 246-248. DOI:10.2307/20168454 |
[13] |
苏旭, 孙全富, 秦斌, 等. 中国放射卫生进展报告(2009-2014)[M]. 北京: 原子能出版社, 2015. Su X, Sun QF, Qin B, et al. China radiation health progress report (2009-2014)[M]. Beijing: China Atomic Energy Press, 2015. |
[14] |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GB 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3.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B 18871-2002 Basic standard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ionizing radiation and for the safety of radiation sources[S]. Beijing: Standards Press of China, 2003. |
[15] |
邓君, 王拓, 范胜男, 等. 2015年我国医用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外照射个人剂量水平与分析[J]. 中国辐射卫生, 2017, 26(4): 398-400. Deng J, Wang T, Fan SN, et al. Results and analysis on individual dose level of occupational external exposure to radiation for medical radiation workers in China in 2015[J]. Chin J Radiol Health, 2017, 26(4): 398-400. DOI:10.13491/j.cnki.issn.1004-714X.2017.04.004 |
[16] |
黄海潮, 魏伟奇, 翁振乾, 等. PET受检者出院后对公众照射剂量的估算与评价[J]. 中国辐射卫生, 2008, 17(2): 175-176. Huang HC, Wei WQ, Weng ZQ, et al. Estim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exposure dose after discharge of PET subjects[J]. Chin J Radiol Health, 2008, 17(2): 175-176. DOI:10.3969/j.issn.1004-714X.2008.02.024 |
[17] |
徐辉, 王建超, 黄卓, 等. 介入放射学中辅助防护设施改进效果评价研究[J]. 中国辐射卫生, 2017, 26(6): 661-664. Xu H, Wang JC, Huang Z, et al. Evaluation studi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auxiliary radiological protective facilities in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J]. Chin J Radiol Health, 2017, 26(6): 661-664. DOI:10.13491/j.cnki.issn.1004-714X.2017.06.011 |
[18] |
范胜男, 邓君, 孙全富. 2009至2013年我国工业应用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分析[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19, 37(12): 943-946. Fan SN, Deng J, Sun QF. Results and analysis on individual dose level of occupation exposure in industrial application in China(2019-2013)[J]. Chin J Ind Hyg Occup Dis, 2019, 37(12): 943-946. DOI:10.3760/cma.j.issn.1001-9391.2019.12.018 |
[19] |
Rahman MS, Begum A, Hoque A, et al. Assessment of whole-body occupational radiation exposure in industrial radiography practices in Bangladesh during 2010-2014[J]. Brazil J Radiat Sci, 2016, 4(2): 1-17. DOI:10.15392/bjrs.v4i2.187 |
[20] |
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he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 Sources and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R]. New York: UNSCEAR, 2010.
|
[21] |
Wasek M, Szewczak K, Wroczyński P. Exposure to ionizing radiation of workers in Poland[J]. Acta Pol Pharm, 2012, 69(6): 1387-1389. DOI:10.1079/PAVSNNR20149038 |
[22] |
Institute for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and Nuclear Safety, France. Data on occupational radiation exposure in all activity fields and sectors[DB/OL]. 2013[2020-09-08]. https://esorex-platform.org/.
|
[23] |
Colgan PA, Currivan L, Fenton D. An assessment of annual whole-body occupational radiation exposure in Ireland (1996-2005)[J]. Radiat Prot Dosim, 2008, 128(1): 12-20. DOI:10.1093/rpd/ncm235 |
[24] |
Sanaye SS, Baburajan S, Pawar SG, et al. Occupational exposures in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radiation during 1999-2008[J]. Radiat Prot Envir, 2012, 35(1): 17-21. DOI:10.4103/0972-0464.111405 |